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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民粹主义的特点及其影响

发布时间:2021-02-10 10:58

  :中东民粹主义不同于其他地区民粹主义的一般共性,伊斯兰文化特质深嵌其中,且受到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些影响。当代中东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具有跨阶级的特点,包括城市中产阶级、贫困阶层和处于边缘部分的新兴资产阶级。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有时被中东一些带有民粹主义性质的政党所利用。这些政党领导者视自己为平民代言者,把伊斯兰主义与其他具有现代性的观念结合起来,提高其在选民中的吸引力,旨在通过民粹主义方式巩固权力和获得有形资源。中东民粹主义对中东政治生态具有双重影响,在为中东民主发展带来推力的同时,更对中东传统政治生态形成挑战。民粹主义所主张的多数人统治面临着极端自由主义的风险,容易带来社会不稳定。

  作者简介:吕耀军,宁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银川750021);张红娟,宁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银川750021)。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近年民粹主义思潮持续滋长,并不时掀起风浪。在美国、欧洲,民粹主义者已对相关国家政治生态形成巨大冲击力。民粹主义现已成为世界性现象及全球性突出的社会政治问题,更是未来一段时期世界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在中东,带有民粹性质的思潮与运动亦不断显现且发展迅速,民粹主义者成为特殊群体身份政治的代言者,以“他们/我们”的对立为号召,以击败“他们”为目标,谋取政治优势,从而成为影响中东国家治理的重要问题,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廓清中东民粹主义的概念,梳理中东民粹主义的发展脉络及研究现状,是全面认识中东民粹主义发展态势的基本前提。

  “民粹主义”被认为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常因缺乏核心价值观而很难做出明确界定。学者们通过对民粹主义一些共同点的归纳,从不同角度概括出它的基本特点。从行为主体来看,“平民化”是民粹主义的本质特征,民粹主义产生的条件是普通民众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反应;从行为方式来看,民粹主义的惯用做法常常是绕过政治活动代议制。最关键的是,民粹主义者习惯于把社会划分为两个对立的群体。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将一群善良、同质的人民与一群精英或危险的‘他者’对立起来,这些精英或‘他者’被描述为剥夺(或试图剥夺)主权人民的权利、价值观、繁荣、身份和发言权”。由此,社会“最终分裂成两个对立的群体,即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并认为政治应该是人民大众意志的表达”。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民粹主义话语的基本范式是把民众与精英置于一种对立关系中,以唤起人民的主权意识,并对统治者的腐败和掠夺予以谴责,以从寡头政治或威权统治者手中夺回权力为目的。这一点是所有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民粹主义话语不独属于“平民”,权力追求者或已获得权力的统治者有时也可以利用民粹主义话语吸引民众。政治领导人通过声称代表平民,并用平民习惯的行为,包括方言、手势、服饰、一些看似不礼貌的举止、演讲中的场景设计、集会和沟通的媒介形式等,与他们的听众建立起一种情感上的联系,吸引普通民众的亲近和认同。所有民粹主义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即让“善良的人民”重新获得他们被剥夺了的政治地位。在中东地区,因为民粹主义可以与不同的更具丰富内容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宗派主义、伊斯兰主义联系起来,因而对民众更具吸引力。

  本文所讨论的中东民粹主义有着民粹主义的一般共性,即“动员和同质化不同诉求的大众,反对精英”。它崇尚全民利益、直接民主、平民化,在政治上主张“参与式民主”,反对腐败的精英政治,在经济方面主张消除贫富分化,公正平等地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如果从文化传统来追溯,与其他文化体系相比,伊斯兰文化则更有着浓郁的民粹主义情愫。正如伊朗著名思想家阿里·沙里亚蒂(Ali Shariati,1933—1977)所言,“伊斯兰教有别于其他哲学……伊斯兰教是第一个承认群众(al-nas)是决定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和自觉因素的社会思想流派”。他用传统乌玛观念囊括了包括社会、人民、民族、种族、部落、氏族在内的一切概念,“在这个(乌玛)社团中,许多个人拥有共同的信仰和目标,团结一致,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伊斯兰的社会制度“建立在公平正义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持保守观念的伊斯兰思想家那里,乌玛常常替代了“人民”这个词汇。这个观念成为所有穆斯林思想家阐述民粹主义思想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将道德高尚但被边缘化的穆斯林与贪婪、掠夺成性的精英群体,特别是紧随西方的统治者并列在一起。“具有伊斯兰特色的民粹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把乌玛社团作为‘民众’的代表——道德大众(以经典的民粹主义方式)与以不道德和贪婪为特征的精英阶层并置”。沙里亚蒂的观点也反映了伊斯兰世界一直运行的社会模式,即在伊斯兰教中,统治者仅被视为“代治者”,而非教义教法的权威解释者。而这为穆斯林具有独特魅力的宗教学家凝结民众,反抗他们所认为的“暴君”或腐败者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中东民粹主义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当社会出现危机时,“代治者”则往往被这些思想家或社会活动家看作是腐败的精英,从而发起反对他们的呼告。

  中东民粹主义也有着自己独有的个性。它总是植根于特定文化,且不可避免地要从特定文化中汲取养分,中东民粹主义核心观念的产生也是如此。从近代以来中东地区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来看,世俗革命或宗教复兴的思想家们,将“受人尊敬的文化传统改编成新用途”的能力是令人信服的。这也与伊斯兰文化体系的内在特点有关,正如英国中东问题研究专家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所言,伊斯兰教有“一种价值、符号和思想的储备,可以从中引申出符合当代需要的政治和社会准则”。伊斯兰教为社会生存条件不满的表达提供了一种话语资源,这种不满缘于宗教文化中所强调的“正义”与“美德”。更为重要的是,中东民粹主义的出现,与不同阶层穆斯林的物质利益密切相关。研究中东社会与文化的伊朗裔学者阿塞夫·巴亚特(Asef Bayat)指出,伊斯兰社会的重构过程“与其说与伊斯兰教义本身有关,不如说是与解释者的社会地位和具体利益有关”。中东民粹主义的产生,从一开始就与经济利益相联系,越是底层民众越强调生存条件与社会公平。同时,穆斯林思想家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也从西方政治传统中汲取民粹主义所需要的概念与术语。英国伦敦大学中东问题研究专家查尔斯·特里普(Charles Tripp)在分析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些试图从伊斯兰视角理解和回应资本主义的“自觉的穆斯林学者们”,与“早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其关注的不仅仅是要发现资本主义实践中产生不公平的原因,还关注于使资本主义获得权力的过程,甚至有些人也对促成资本主义消亡的问题感兴趣”。正因为如此,长期对西方思想的研究及论战,使得西方民粹主义话语逐渐渗入伊斯兰各流派中,包括正统派、伊斯兰主义、修正主义、激进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由此,民粹主义与伊斯兰文化内核、西方政治学说的概念与术语相结合,形成了中东民粹主义的思想轮廓和理论话语。

  在这里,中东民粹主义既不同于以西方政治文化为本体的欧美民粹主义,也有别于中东伊斯兰民族主义。伊斯兰民族主义以民族为价值核心,既是一种政治思潮,也是一种文化思潮。一方面,中东民粹主义具有伊斯兰文化特质。伊斯兰教是中东地区穆斯林共同的文化基础和原始忠诚的来源,宗教理想、宗教口号遂成为民粹主义领导人具有号召性的重要话语和政治动员工具。“这一切都是机会主义的民粹主义身份政治,其‘劫持’宗教,以帮助定义哪些人是人民的‘朋友’,哪些人是人民的‘敌人’”。由此,民粹主义者借助宗教这种天然的身份政治,把它变成实现其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中东民粹主义更强调平民群众这一特殊群体的价值与理想,是对精英主义的反动。民粹主义明显超越了简单的宗教派别或民族划分,其背后的动机更多来自于经济和社会因素。正是在经济与社会原因的驱使下,民粹主义者对宗教的利用更多是一种动员策略,并非完全是复兴宗教传统价值,这是许多其他社会思潮所不具备的。

  中东社会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从世俗革命到宗教复兴,无不借力于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按照历史线索来划分,中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变大体可以被分为以下3个阶段:

  一是早期民粹主义阶段。这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民主化浪潮相契合。在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家那里,就已有民粹主义的最初萌芽。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家哲马路丁·阿富汗尼(1839—1897)对法国研究中东古代语言文明的专家约瑟夫·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关于东方的呆板刻画做出了尖锐批评。埃及阿拉伯现代主义缔造者和宗教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试图将伊斯兰教、哲学和政治融为一体。叙利亚宗教学者、伊斯兰教现代派思想家拉希德·里达(1865—1935)认为,复兴伊斯兰文明的途径在于恢复和发扬伊斯兰教的本来精神,并按照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创建一个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他们的思想中都有着民粹主义的影子,这些思想在伊斯兰国家20世纪初开始的反殖运动中,以及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都发挥了影响。

  二是经典民粹主义阶段。这与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全球兴起的第二代民粹主义相呼应,也是对二战后伊斯兰各国新出现问题的回应,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极具魅力的政治人物。穆斯林民众深受一些宗教领袖或伊斯兰主义思想家,包括霍梅尼、阿里·沙里亚蒂、赛义德·库特布、赛义德·毛杜迪等人的影响。中东的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包括卡扎菲、本·阿里、阿萨德、萨达姆和霍梅尼等在内,本来就是“从社会底层起家的魅力型人物。他们建立的貌似强大而专断的政权本质上具有民粹主义性质”。例如,埃及的赛义德·库特布认同“我们”(穆斯林、第三世界、贫穷的、受压迫的、非西方的),反对“他们”(非穆斯林、外国人、西方帝国主义者、富人)。通过承诺赋予全球乌玛社团力量,泛伊斯兰的愿景最终是让穆斯林回到一个近乎神话般的辉煌时代,并希望建立一种能够带来“幸福和平等”的政治秩序,敦促当权者帮助“弱者”和“能力较差的人”。同样,伊朗社会的政治发展一直被视为与民粹主义有关,伊朗裔中东历史学家叶尔万德·阿布拉哈米安(Ervand Abrahamian)认为霍梅尼主义有着明显的民粹主义的痕迹。从社会背景来看,伊朗巴列维的统治对西方有很大程度的依赖;依附于外国势力的买办资产阶级逐渐上升为上层阶级;反帝国主义的中产阶级和呈现自治特点的城市工人阶级已出现;大量农村移民涌入城市棚户区,这是民粹主义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由此,认为霍梅尼主义所掀起的民粹主义,“主要是一场中产阶级运动,用激进的言辞动员群众反对外部势力,以及反对包括买办资产阶级在内的根深蒂固的掌权阶级。然而,在攻击已存在的一些制度时,他们谨慎地尊重私有财产,避免提出将会损害小资产阶级的具体建议……他们用阶级的语言来反对统治精英,而一旦旧秩序被推翻,他们就强调社会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必要性。事实证明,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改变文化和教育机构,而不是推翻生产和分配方式。”阿布拉哈米安进一步指出,霍梅尼主义与其他民粹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它将他们的领袖擢升为凌驾于民众之上,具有超凡的神性和不谬性,并将其视为民众的未来命运的把控者和什叶派革命烈士的化身。尽管大家都在谈论人民,但权力是从领导而不是从群众中产生的。因此,伊玛目的头衔不应被视为纯粹的宗教,而应被视为民粹主义的什叶派伊朗版本”。阿布拉哈米安的上述概括,基本反映了中东经典民粹主义的一般特征。

  三是当代民粹主义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中东民粹主义的新发展与世界政治转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相叠合,且与中东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相关。它与殖民时期所产生的旧形式的民粹主义或者老派民粹主义之间既存在连续性,也表现出某种断裂。总体来看,囿于西方殖民者统治的伊斯兰世界时期的社会环境,老派民粹主义与传统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密切相关,并在20世纪初与更广泛的反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相融合。而当代中东民粹主义则与全球资本经济对中东国家内部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有关。一些中东国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之间,精英集团与社会边缘群体之间的对立,不断催化出民粹主义的新形态。由此可以推断出,中东民粹主义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伊斯兰世界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思潮或运动,社会被划分为伊斯兰乌玛社团中正义的穆斯林民众和被认为是剥夺了民众基本权利的社会统治精英这两个割裂的部分。通过强调伊斯兰文化中的宗教伦理来反对堕落的、悖逆的腐败统治者,由此刺激和促进中东社会发生变革的社会思潮及运动。这一点在埃及、伊朗、土耳其、摩洛哥等国家的民粹主义的运动中可清晰地看到。

  从目前研究的情况来看,学界对中东民粹主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对具体国家或地区的民粹主义的研究,其中埃及、伊朗、土耳其、摩洛哥是重点研究对象;二是用比较研究方法,把中东民粹主义置于国际人权规则的语境中来考察,分析民粹主义与宗教、人权、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互动关系;三是剖析中东地区宗教与民粹主义结合而形成的中东民粹主义对政治前景的影响。这些研究几乎都把中东民粹主义看作是该地区民众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内在矛盾做出的回应,是“冷战时期社会冲突,以及自世界殖民帝国灭亡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穆斯林社会内部结构改革的结果”,并认为它反映了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社会要求与不断经受的挫败感,以及城市不断扩张的贫困人口和新兴资产阶级中相对边缘部分的焦虑感。与此同时,已有研究指出,民粹主义在中东地区的发展与伊斯兰教传统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已经形成了独具宗教特色的中东民粹主义。

  这里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民粹主义思潮及其行为?一些学者认为,民粹主义者意味着“鲁莽的、不审慎的煽动。他们往往越过其他政客而直接呼吁民众,通常被认为是声誉不佳的:妄许不能兑现的诺言,空开世上没有的药方”。或者是把民粹政治简单等同于政治非理性,旨在特定时期吸引最多的选民,借以由那些善于鼓动的政客们吸引大众“参与他们的运动,并无限期地获得民众的忠诚,即使在这些政客去世后也是如此”。这反映了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民粹主义者抽取片断民意,将自己的诉求填充其中,并以偏激行为加以表达的情势。这些民粹主义者只是把自己标榜为民意代表,并不真正体现民众意愿,他们的行为反而最终损害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事实上,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非常复杂,部分民粹主义者也可能通过一定方式表述其合理务实的现实诉求。他们通过群众动员,扩大了现存制度所允许的政治参与范围,对占支配地位的群体和被支配地位的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合理重组。因此,我们需对民粹主义做出宽泛且中性的理解。

  经典民粹主义思潮出现于西方殖民时期,更多关注于城市和农村有产者的利益。这些带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有产者,包括城市商人、小商品生产者和农村精英。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粹性质的社会运动,在当时赢得了广泛的追随者。例如,1928年在埃及创立的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1906—1949),他出生在位于埃及马赫穆迪亚的钟表匠家庭,他的父亲精通伊斯兰经训和教义。哈桑·班纳建立穆兄会的原因与小资产阶级内部对英殖民统治的不满有关,认为由英国殖民者及其埃及国内盟友主导的社会秩序,正在延续埃及乌玛社团的悲惨状态。另一位穆兄会的重要人物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1906—1966),则是来自于上埃及阿斯尤特省的一个较为富足的家庭。自20世纪初以来,该省的经济财富一直在下降,民众生活艰难窘迫,这使得库特布的思想中充满着对埃及民众的同情。相比较而言,当代中东民粹主义产生的时空环境则是资本全球化时代,这种新的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包括城市中产阶级、贫困阶层,甚至资产阶级中处于权力外围的边缘部分,具有明显的跨阶级性,由此构成了“基于不对称的多阶级联盟的社会动员的一种特殊形式”。当代中东民粹主义在议程上完全是现代性的,以反映其阶级基础多样性的要求,确保获得更多的有形资源,而这些都是受特定时代影响的老派民粹主义不可能想象到的。与老派民粹主义一样,当代中东民粹主义者尽管不断批评西方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但相比之下,当代中东民粹主义的代言者虽然呼吁变革,但并不打算彻底改革经济制度,期待诉诸伊斯兰道德,促进虔诚者的政治和经济优势。传统“乌玛”的观念已经演变成凸显那些社会和经济虽贫困,但道德正直和高尚的“普通人”,他们反对贪婪和不道德的精英。“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这种观念是中东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标志”。

  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产生的社会压力相关,当代中东民粹主义融合了城市中产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和城市贫民等的利益、抱负和不满。中东民粹主义往往由城市中产阶级中的一些人领导,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东政治学家纳齐·阿尤比(Nazih N.Ayubi,1944—1995)就敏锐地观察到“阿拉伯社会中存在着既雄心勃勃又倍感挫折的中产阶级”。这种观点在后来英国学者迪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关于缘何中东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会成为激进分子的探讨中得到印证,即这些工程师的“远大抱负”与他们的现实生活发生严重冲突,由此产生了一种“高度的职业挫折感”。他们并不是拒绝现代社会,只是“感觉被他们当权者的说辞所欺骗,此外认为他们该得到的应比现在得到的更多”。法国政治学家奥利维尔·罗伊(Olivier Roy)在研究中东社会思潮及运动时指出,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伊斯兰思潮及运动已有半个多世纪,时空环境和一些概念内涵虽然发生着改变,但这些运动有一种普遍现象,即所有参与运动的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的概念逻辑与社会学基础。“无论是从社会学角度还是从知性角度来看,这些运动都是现代世界的产物。激进分子中很少有宗教人士毛拉(Mullahs),反而多是那些受过现代教育体系培养的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往往更倾向于借助于科学而非宗教,他们来自于新近城市化的家庭或贫困的中产阶级”。那些热衷于参与社会活动的人,虽也曾受过一定的宗教熏陶,但许多人仍然在世俗机构接受教育,他们更习惯于现代社会治理观念解决现实问题。

  在伊斯兰国家中推行并发展起来的大众教育,显然是当代中东地区民粹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使这些国家的学校课程旨在培养一种忠于现有体制的人才。正如原美国人类学协会中东分部主席、《中东研究评论》编辑格雷戈里·史特莱特(Gregory Starrett)所言,20世纪整个伊斯兰世界出现了“新伊斯兰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听众,即由学校毕业生组成的广泛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不再是通过传统师徒制来获取知识,而是成为外在于传统权威教育机构的新的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赋权于自己,“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知识领域,在其中新的宗教解释不再由一个特定权威机构或通过某个特定的方式来界定,任何印刷品或磁带之类的声音或文字之类的东西,都可成为一种知识传播的载体。”受过良好教育和技能培训的中产阶级,被排除在由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控制、任人唯亲的社会的顶端之外。特别是对于“年轻并受过教育的个人来说,来自于伊斯兰教的社会正义观念,促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被边缘化,并做出政治回应”。这些“破落的知识分子”不指望以合法的途径来批判威权主义,这很容易导致政治活动以民粹主义的方式出现。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借用穆斯林民众所熟知的宗教理念,鼓动人们反对社会掠夺和腐败,“支撑当代中东民粹主义的阶级联盟,在意识形态上是由宗教而非民族主义的象征、意象和术语联结在一起的”,以此来反对在他们看来“高度掠夺性的腐败社会”。

  当代中东民粹主义跨阶级联盟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兴资产阶级,特别是那些由于历史原因而被边缘化的群体。中东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新的资本所有者的支持。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土耳其被边缘化的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渴望与国家政权建立某种联系,从而使他们能克服传统上以伊斯坦布尔为基地的坚持凯末尔主义的大企业家的压制。埃及的情况也与土耳其类似。埃及民粹主义的一个主要支柱是与穆兄会有联系的企业和社会团体,这些企业在穆巴拉克统治时期一直面对来自政府的压力。这部分人之所以积极参与到社会运动中来,他们是想要“争取获得惠及所有人的权力体系。重要的是在不排斥资本主义经济或全球化进程一体化的情况下,通过在现有国家和市场内进行重新定位,可以更实际地实现这一目标”。这种倡议当然会吸引企业家和中产阶级。当代中东民粹主义并不一定会阻止资本主义积累本身,也没有打算建立一个完全的伊斯兰国家。中东民粹主义迄今在政治上最为成功的土耳其,也明确排除了建立一个公开的伊斯兰国家的目标,这是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与旧的繁荣党(Refah)领导的政府最明显的区别。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加强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这也与国内新兴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相吻合。在埃及,与穆兄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企业,对世界经济体系所带来的机会越来越感兴趣,在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对于这些团体政治目标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埃及穆兄会建立的自由和正义党赞成“没有操纵或垄断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该党虽曾强烈反对穆巴拉克时代的任人唯亲和腐败,但它并未在原则上反对私人积累以及全球市场一体化。穆兄会金融家马雷克(Hassan Malek)曾宣称,考虑到曾经阻碍穆兄会发展的政治障碍已经消除,该组织的业务将进一步扩大。不过,在穆尔西执政仅一年被推翻后,马雷克等人表达的乐观情绪就自然消退了。

  当代中东民粹主义跨阶级联盟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贫民。中东地区的经济凋敝和失业人数的增加,产生了一个愤懑的城市破落阶层。美国伯克贝克大学学者亚力简德罗·克拉斯 (Alejandro Colas)在关于中东马格里布地区的研究中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主导的以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化阶段,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取代之后,社会矛盾变得尤为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贫民对政府的一些紧缩措施表示不满,因为这些措施源于西方国际组织推动的结构性调整政策,导致普通民众的生活更为窘迫。克拉斯生动地描述了流离失所的一代阿尔及利亚人,“年轻的城市男子无助地倚靠在墙上,无精打采地经历着日子从他们身边一天天过去的无望感觉”。因此,在所有民粹主义团体的政治纲领中,都将城市贫民面临的问题作为吸引民众的重要口号,将这一社会阶层的愿望和不满纳入到传统乌玛观念中来解读。在理论上,乌玛社团的成员应该彼此之间是平等的,但在当今时代下很多穆斯林则成为食不果腹、流离失所的赤贫者。中东不断扩张的城市化以及城市生活的严酷环境,为民间团体组织吸引城市平民提供了可能性,这些组织接管了城市生活中亟需的公共服务,城市贫民由此成为一些重要的宗教慈善机构和社团组织的坚定支持者。在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和“葛兰运动”的相关机构通过提供一系列社会服务,或者通过满足城市贫民的经济需求提高影响力。在埃及,穆兄会则通过在医疗等领域为穷人提供服务而获得支持。

  如上所言,共同的利益需要把不同的社会群体组合到了一起。城市中产阶级、处于权力外围的新兴资产阶级与城市贫民在共同利益上的成功结合,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一种民粹主义,它有力地利用了跨阶级的焦虑和挫折感,形成一种具有与宗教结合的民粹主义性质的新力量。

  民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些政治人物用以声称代表民意实现其诉求的政治策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中东地区民粹主义的发展,为各种政治力量以最小成本快速实现政治目标,提供了可以凭借的手段。特别是在土耳其和埃及,一些带有宗教性质的政党借助于民粹主义的形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当代社会条件下,这些组织的政治活动形式在发展中表现出一些趋同或共性。

  第一,在组织形式上,带有民粹性质的穆斯林团体通过建立政党以实现政治目标。自20世纪后期开始,民粹主义潮流成为促进伊斯兰社会内部变革的一种重要路径,这一点在土耳其有充分体现。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前总理纳杰梅丁·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领导的“民族观念运动”(National Outlook)宣扬伊斯兰教塑造了土耳其的历史和文化。“伊斯兰主义、民族主义和反西方主义是‘民族观念运动’的三大特征”,民族观念运动最根本的宗旨仍是主张反西方主义。埃尔巴坎采用的“是一种融合了反西方的宗教民粹主义和发展主义的话语”。在国内层面,“民族观念运动”对土耳其的所谓历史西化进行了批判;在国际层面,“民族观念运动”推动土耳其外交政策从传统的亲西方立场向扎根伊斯兰世界转变。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旨在通过组建政党,来重申“伊斯兰既是宗教又是国家”的道路。后来,埃尔巴坎的追随者埃尔多安、阿卜杜拉·居尔和比伦特·阿林奇领导的改革派觉得对抗性的宗教话语在政治上不明智,最终与“民族观念运动”分裂,并于2001年组建了正义与发展党,该党于2002年开始执政。正发党“可以被视作民粹主义政党,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具有民粹主义核心特征的政党。”土耳其科克大学教授奥尼斯(Ziya Oni)将正发党所表现出来的民粹主义称为“受控的新民粹主义”,“政党有效利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再分配机制,去扩大它的选民”。按照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说法,土耳其的政治可以概括为“一个保守的安纳托利亚群众与脱离人民的世俗—共和党精英之间的斗争”,这些精英与民众的价值观是相脱节的:“要么人民获胜并掌权,要么那些自命不凡、压迫人民的,与安纳托利亚的现实格格不入,并以轻蔑的眼光看待民众的少数人继续掌权”。民粹主义是正发党吸引民众支持的主要方式,这有助于解释土耳其政府一些政策的制定。

  此外,2016年以来在摩洛哥执政的公正与发展党(PJD)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民粹主义性质的政党。与土耳其正发党一样,摩洛哥正发党也是由演变而来,其前身是摩洛哥的“统一与改革运动”,该组织利用宗教价值观或言辞来吸引民众,主张以渐进方式对社会进行变革,实行“轻度”伊斯兰主义。在埃及,穆兄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历了内部转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注于跨阶级的选民。穆兄会在接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同时,从地下政治活动转向了参与合法选举的方式。2011年埃及穆兄会建立了自己的所属政党“自由与正义党”(FJP)。同样的情况也曾出现于约旦、科威特、也门等国,伊斯兰主义者逐渐接受了政治多元化的原则,参与到合法性的选举中。这种策略的重新调整,不仅仅是机会主义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接受全球化相关的价值观问题,它也起因于资本主义的转型所带来的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的变化,以及对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新情况作出的反应。

  第二,在意识形态上,把伊斯兰主义与其他具有现代性的思想观念结合起来,增强其在不同阶层选民中的吸引力。中东地区自治机构和充满活力的非政府组织相对贫乏,为中东民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在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自一开始就构成了正发党的核心部分,并被应用于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中。土耳其凯末尔主义不能代替全体土耳其人的非代表性、精英主义和自上而下的特点,不可避免地疏远了许多被边缘化的、更“本土性”的公民。“考虑到土耳其的社会和文化,以及正发党自身的渊源,很明显在挑战现有秩序的过程中,伊斯兰主义将与民粹主义联姻”。正发党利用民粹主义与伊斯兰价值观来反映和强化民众的反精英情绪,为政府攻击世俗机构正名。当代土耳其民粹主义者“渴望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看到权力和社会资源更合理地重新分配,那些被边缘化的人也因此受益”。土耳其正发党很好地将宗教的道德性与现代观念结合起来,尤其是与亲民主、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思想结合起来。该党在首次执政期间通过了8项改革方案,以满足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这些“快速”的亲欧盟改革吸引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因为对自由派来说,这些改革意味着进一步的民主化,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它意味着免受土耳其推行的世俗主义影响。此外,正发党延续了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项目,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大型建设项目,这吸引了与其现有地位密切相关的新的商业阶层。

  同样,摩洛哥正发党在2016年的选举中之所以取得成功,归因于它具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它将伊斯兰主义与其他思想观念相结合,满足了民众多样化的思潮诉求。例如,早在2011年摩洛哥正发党的党纲中,声称它不是一个伊斯兰党派,而是作为一个“有伊斯兰因素的政党”,ag8亚洲游戏国际平台,承诺根据真正的摩洛哥价值观,重振和更新政治体系,强调打击腐败,实现良政。它宣布协调“媒体、文化、教育、社会和宗教政府部门”,以期在摩洛哥传播和强化基本道德价值观。摩洛哥正发党重申鼓励传播温和的伊斯兰教义,捍卫“一个民主的伊斯兰王国”。这些竞选口号颇得民意,也争取到了更多选民的支持。摩洛哥正发党开启了利用社会民主、新自由主义等思想或意识形态的新潮,以便巩固和增强其在不同选民中的吸引力。它将伊斯兰主义与社会民主相结合,认为以前的精英主义党派的政策导致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隔阂,并伴随着日益削弱的中产阶级。该党派强调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依靠广泛团结的中产阶级的平衡、稳定、团结和繁荣的社会”,可“为穷人提供体面的生活”和“为富人提供安全、高效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条件”。

  第三,在政治策略上,强调自身的亲民反精英特征,视自己为平民代言者。在日常政治或社会生活中,民粹主义者走的是亲民路线。他们非常注意不要被其支持自己的选民视为新自由主义者或暴发户。例如,穆斯林斋月期间,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在贫民窟或棚户区与穷人一起封斋,并在他长大的贫民区理发,以表明他们新获得的权力并没有改变他们”。摩洛哥正发党领袖班基兰(Benkirane)拒绝从政府津贴和奖金中受益,也没有搬到拉巴特最富裕地区的豪华官邸,而是继续住老房子里。这旨在表明他们的“新职位几乎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仍然在为民众服务,而不是成为新的精英”。民粹主义亲民政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强调在经济上要考虑到平民的需要,并在关键的经济问题对精英主义提出批评。例如,土耳其正发党把自己看作是被边缘化民众的代言者,指责传统精英集团对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所带来的困境。土耳其正发党在2002年颁布的第一个政党纲领中宣布,土耳其人民“不应该处于这种持续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状态”。正发党表达了对城市贫民和农村贫困农民的关切,也表达了对前政府政策失利的批评,认为土耳其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人口”,且“有潜力成为一个稳定和富裕的国家,但这种潜力被前政府滥用”。由此,正发党认为自己是大多数人的代言人,通过提议建立一个“新土耳其”,将反精英主义作为其政治使命。正发党声称自己参与了一场“无声的革命”,目的是“让人民的声音进入政治生活”。

  摩洛哥正发党也将自己视为多数民众的代言人,并将反精英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使命,提议建立一个“新摩洛哥”。在这个框架内,摩洛哥正发党开始参与反精英主义的政策,这些政策试图将传统上围绕王室形成的政治-宗教-军事精英集团麦赫赞(Makhzen)的作用最小化,主张在摩洛哥议会中提高透明度,要求对选举过程实现独立和公民监督,以取代麦赫赞监督系统,呼吁公务员选用要任人唯贤。摩洛哥正发党这些策略的目的是要揭批摩洛哥政治生活中固有的精英主义,迫使那些政客尊重公众意见,并因此鼓动进行公共改革,推进摩洛哥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用摩洛哥拉巴特的正发党市长塞卡尔的话来说,摩洛哥正发党“成功地让更多的人对政治感兴趣,在政治生活和投票中变得活跃”。但也有一些中东国家的领导人,对这种政治平民化的做法表示怀疑。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同时奉行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因对普通民众的平易近人而广受赞誉,然而伊朗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却表现出了自1979年以来最为压抑的一些倾向。内贾德“渴望得到民众的欢呼,决心代表‘普通人’,与此同时,他几乎同样不信任这些普通人在投票箱里的选票。当然,这些特征并不一定相互排斥;的确,它们可以被视为全球威权民粹主义的特征”。这种既想代表人民发声,但又不信任民众,提防民众的做法明显使民粹主义的效果大打折扣。事实上,这种反精英式的民粹主义在中东地区并不具有普遍性,土耳其和摩洛哥的民粹主义模式并非所有亲伊斯兰政党的必由之路。突尼斯复兴党在其短暂的执政期间,没有转向民粹主义,而是积极与各种政治力量合作。

  当前,中东地区以转型与动荡相互交织为特征的形势,为中东民粹主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这种带有宗教性质的民粹主义发展究竟会为中东政治生态带来何种影响,仍需保持清醒意识,审慎视之。

  第一,冲击中东国家传统治理模式,并促其转型。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对中东地区政治格局带来深远影响的阿拉伯剧变中清楚地看出。阿拉伯剧变可以被视为当代最直接的民粹主义运动,穆斯林民众在“面包、尊严和社会正义”的口号下发起了自下而上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下台并建立了民选政府;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结束长达30年的专制统治;利比亚在2011年2月开始爆发抗议活动,之后该国出现政权变更。除了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之外,其余的阿拉伯国家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阿拉伯剧变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人能力和政治权利的残留意识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但运动确实给那些参与其中的人灌输了一种他们以前从未有过的权力感和可能性”。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领导人任期与“民主衰退”之间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独裁、专制才是民主的对立面。这场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对防止极权政治具有一定意义,同时也促使中东国家的政治精英认识到:在未来的政治转型过程中,需要建立包容性政府,不断改善民生,夯实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第二,推动中东国家各类非政府社会组织的发展,且在民间组织与政府的沟通中起到了一定的协调作用。非政府社会组织是一个多源的群体,它包括私营团体、民间思想库、俱乐部、行业协会、社区基层组织等。学者们常把非政府社会组织视为解决中东社会所遇困境的一种有效路径。一些穆斯林学者把这类社会组织与伊斯兰文化中一些传统概念相关联,指出“尽管非政府社会组织这个词汇也许没有出现在伊斯兰教宗教经典中,而更多用的是‘adab’(受过教育)和‘peradaban’(教化)这样的术语表达。但在实践层面,非政府社会组织的核心价值观早在西方学者采用这个词汇前就已被伊斯兰信仰者所讨论、运用并付诸实践”。从历史来看,近代之前的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机制是围绕着一个政治权威哈里发而建立的,其合法性来自于宗教神圣与世俗统治的结合,社会公共空间由乌莱玛、商人、行会、苏非教团和教派共享。其他团体,尤其是部落,有着相当自治性。行会、宗教派别和少数民族团体,通过选举或任命首领来管理大部分内部事务。这些首领既要对统治当局负责,又要对自己的社团负责。上述传统社会组织的领导者、长老和魅力人物在前现代阿拉伯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管理社团内部事务和处理不同社团的冲突外,他们还担任统治者的顾问。这些组织发挥着冲突“解决者和黏合剂”的作用。这些社会组织也会相应地配合当政者处理其团体事宜,并使当政者的统治更具合法性。事实上,传统的阿拉伯社会有着现代非政府社会组织的基本雏形和理念,个人的身份和许多基本需求都依赖于这些组织。所以,当代民粹主义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中东地区非政府组织中的各民间团体的作用。

  第三,片面强调不受约束的“人民”的权利,易陷入极端自由主义的风险。中东地区的一些当权者借助于民粹主义方式登上权力舞台,并一再强调“人民意志”的作用,鼓吹“一旦人民发表了意见,就不应该限制其意志的执行”。民粹主义者往往声称自己是同质、统一、真实的人民的唯一合法声音,但这暴露了这种统一声音与非政府社会组织所要求的多元性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民粹主义者攻击“腐败精英”,称他们篡夺了人民的合法权利,传播一种不能容忍的价值观。这些带有污名性的批判,容易导致一些非政府社会组织中的监督机制和批判性功能被滥用。有情况表明,一旦民粹主义者掌权,可能会出现剥夺其他政党、反对党以及“腐败者”的合法性,剔除一些包括妥协与合作、批评与对立交替在内的政治原则。因此,过于强调民粹主义,将破坏一些维系国家与社会正常发挥作用的公共机构,以及分权体制、议会程序、独立司法等政治机制,从而走向不受法制约束的极端自由主义。正如阿拉伯剧变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在这场运动中,民粹主义者的一些行为与他们反对的‘专制政府’一样,存在对法治的蔑视现象”。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维尔纳·米勒对阿拉伯剧变中表现出来的民粹主义的总体看法是,这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讽刺,即民粹主义者一旦掌权,就又形成并巩固一种新的排除异己的专权政府,而这正是他在其寻求取代的当权机构中,民粹主义最反对的”。由此看来,中东国家要真正实现用完善而具有约束力的法治政府替代人治政府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第四,民粹主义极端化易带来社会不稳定。中东民粹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尽管在政治话语上有很强的相似性,但它们在政治效果上存在巨大差异。带有民粹主义特点的阿拉伯剧变的发生,名义上是被称为自发的、由挫折和愤怒引发的“自下而上”的草根运动,实际上则有不同的政治势力卷入其中。这种因生存问题而引起的民粹主义运动与中东长期存在的教派问题、民族问题相结合,很容易合流而引发“政治共振效应”,势必对中东政治格局带来难以预料的影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宗教恐怖势力也常借用民粹主义思潮为自己摇旗呐喊。例如,在曾经活跃于中东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所发行的刊物《达比格》(Dabiq)就有着民粹主义的影子。“伊斯兰国”的宣传刊物《达比格》,在“设计无可挑剔……采用巧妙的手法扩大了‘伊斯兰国’的招募基础。”在《达比格》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粹主义的这些明显特质,比如在这本刊物提到,民粹主义包括5个关键性的话语要素——“人民主权、腐败的精英、危险的他者、纯洁的人民和赞美核心土地”。该刊物提到“穆斯林们,赶快去你们的国家,因为叙利亚不属于叙利亚人,伊拉克也不属于伊拉克人……这个国家是所有穆斯林的国家,这片土地属于穆斯林,属于所有穆斯林”。毫无疑问,“伊斯兰国”话语中的一个特点是将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对手,刻画为敌人和“危险的他者”,且视为一种对抗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敌人”或那些没有满足其自身要求的人,都被视为不支持“伊斯兰国”的人。该刊物还称,领导层(伊玛目)对民粹主义和‘伊斯兰国’至关重要”。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民粹主义思潮中这种民众与统治精英二元对立的观点有其固有的弊端,往往被有政治野心的个人扩大化乃至极端化,并被利用作为政治修辞和动员手段,成为中东地区非政府社会组织发展的桎梏。

  民粹主义作为体现一部分普通民众意愿的理想和价值取向,对国家政治发展的作用具有复杂多面性。民粹主义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又有很强的负面作用。当前中东国家正处于政治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思潮不仅在国内泛滥,而且产生了溢出效应,且刺激着全球民粹主义思潮向极端化方向发展,导致民粹主义成为异化和危险的政治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东国家的内部政治发展及地区政治格局。对此,中东国家需防范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思潮与国内各种矛盾产生共振,并引发社会不稳定风险。

  通过对中东民粹主义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虽然阶级的观点不能完全解释中东地区的社会思潮与运动,但在理解中东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治活动的形成以及解释社会冲突方面,阶级观念仍是有用的。任何观念与思想并非独立于经济基础的一种超自然反映,土耳其民粹主义政党正发党的成功,与其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能吸引民众有着重要关系。“一些证据表明,经济因素对土耳其选民的政党选择起着重要作用”。第二,中东地区的民粹主义容易滋生魅力型统治,这种魅力型人物的存在与民粹主义是相伴相生的。虽然魅力型统治让拥有者陶醉,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安心。但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魅力型统治是一种本质上不稳定的政治组织形式。伊朗前总统哈塔米也曾从自身出发,认为渴望成为一个魅力型人物是不可取的,“这种渴望在政治上是危险的。英雄崇拜是一种导致蛊惑人心、民粹主义和政治自负的疾病”。这或许是一种理性的、完全现代化的立场。第三,民粹主义并不一定需要“根植于深深的不满”。那些对某种政治体系和经济纲领持积极看法的人,也可能持有强烈的民粹主义态度,因为他们希望自己所青睐的政党掌权,并且以民粹主义为平台参与政治。只要政治精英们继续在政治上选择高度民粹主义的政治纲领,我们就可以预测,民粹主义的风潮将在中东社会长期存在。第四,人权和法制是考察当代中东社会政治生态的重要词汇。民粹主义者可以分为不同群体,他们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有分歧。有的民粹主义者倡导权利,而有的排斥、厌恶女权主义的提法或表达出明确的反人权议程,这就要求人权观察者要重新思考许多长期存在的问题。伊斯兰世界涌现的许多人权学者本身也是民粹主义者,他们的人权或政治学说在研究中东民粹主义问题时,也应该予以关注。在这其中,不容忽视的是,民粹主义者在反精英主义时是否真正代表民意?是否走向极端自由主义?第五,了解中东民粹主义需注意身份政治在中东的深刻烙印,身份政治曾经促进了权益的改善,但身份政治强调一个个小群体的单独议题和关注点,特别是它难以避免的分割、封闭、排他等属性,必然导致中东民粹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分离和缺少凝聚力。宗教身份常常被民粹主义领导人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有时会对国家表现出一种排他主义的态度,且他们所归属的社团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一种孤立主义的姿态。”

  这种孤立主义不利于中东地区的国家政治生态与社会稳定。第六,部分中东国家在国家治理失当、民生福祉受损的情况下,民粹主义易走向极端化,使社会安全陷入混乱。综上,从中东的具体情况来说,把西式民主理想化和绝对化的做法,褒扬这种体制外的、非投票的直接民主的民粹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中都是不可行的。如果将民粹主义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非理性或民粹主义的极端化会对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造成危害。所以,如何推进中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解决好民主和民生问题,防止极端民粹主义泛滥成灾,仍需深入研究。(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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